给予感谢：海德格尔通往“思”的道路

原作者：Justin Richards

尚扬，《残水》，2015

“据说，舞者最艰难的任务，就是直接跃入那个姿势之中。”
——克尔凯郭尔

“我们是一个未被解读的符号，
我们感受不到痛苦，
我们几乎已经在异乡失去了舌头。”
——荷尔德林

通往“思”的问题

马丁·海德格尔的《Was Heißt Denken》曾被称作——或许多少带着一点反讽——“这位思想家后期哲学唯一的系统性呈现”。但这本书甚至在开始之前就已经拒绝被系统化，因为标题本身就带着一种无法被轻易消解的歧义。它通常被翻译为《什么叫思》，但同样也可以理解为：什么在召唤思？什么曾被称作思？或者，为了真正地思，需要什么？海德格尔要求读者停留在这种歧义之中，因为这个问题“绝不能通过先提出一个关于‘思’这一概念的定义，然后再勤勉地解释该定义中包含了什么”来回答。相反，他想带领我们抵达一个地方，在那里，我们必须自己完成那一跃。

他把这件事比作学习游泳。人或许能够从书中获得一些关于游泳的概念，但“唯有跃入河中，才会告诉我们什么叫游泳”。《什么叫思》正是在做同样的事情：它试图把读者带到悬崖边，让她跃入思的水流之中，并由此学会思。

海德格尔所开辟的道路，要穿过语言，但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语言哲学路径。他并不先给出定义，再从定义出发推演，而是反过来警告我们：**定义式思维反而会遮蔽“思”本身。**定义式思维把词语理解为“声音结构与意义内容”的结合，把词语当作承装意义的容器，仿佛只是“桶和罐”。

与之相反，海德格尔只是不断使用语言：他反复说同一个词，把它放入略有不同的语境，让意义发生细微偏移。正是在这种不断环绕、不断回旋的过程中，一个词的多重意义被聚拢起来，而不让某一个单义取得绝对优先权。于是，歧义不再是需要排除的混乱，而成为通往“思”的道路本身。处在多重意义中的词语，不是障碍，而是路标。

海德格尔并不直接告诉我们“思”究竟是什么，但他给出了大量关于“思不是什么”的例子。历史上，人们往往把理性思维、表象思维、对话思维都当作“思”的典范，但在海德格尔看来，这些大多只不过是“ratio about ratio”——也就是一种“关于理性的理性活动”。我们也许会把这种活动称作思维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真的知道什么叫“思”。

因此，如果我们要理解大写意义上的“思”，就必须回到历史中，去考察“关于思的思考”是如何形成的。

表象如何遮蔽事物本身

海德格尔举了一个极其经典的例子：一棵盛开的树。当我们面对这棵树时，我们通常会认为自己在“头脑中”形成了一个关于树的表象。于是问题便来了：这棵树到底在哪里？是在我们的意识里，还是在草地上？草地是在我们的灵魂中，作为经验而存在，还是它本就铺展在大地上？是大地在我们的头脑中，还是我们本就站立在大地之上？

科学的发展并没有让这个问题变得更简单，反而让它更复杂。科学会说，我们真正面对的不是“树”，而是一个由电荷、粒子和运动构成的结构；我们所谓看到的树，只不过是由光学、生理和神经反应所形成的结果。于是，我们与树的直接相遇，被降格成一种前科学的天真。那棵真正站在我们面前的树，反而被“丢掉”了。

这种把思理解为表象活动的传统，在柏拉图那里达到了决定性形式。对于柏拉图而言，真正值得思的，不是眼前这把椅子，而是“椅子”的理念；不是个别之物，而是它的永恒本质。现实中的椅子，只不过是理想“椅子”的不完满实例。于是，在显现的事物与真正的本质之间，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二元结构。

理性思维因此总是要求：面对一棵树时，我们不要停留在它的显现，而要追问它“真正是什么”。无论我们诉诸字典定义，还是诉诸原子、分子、力的科学解释，结果都是一样的：树的显现被当作次要的，真正重要的是显现背后的“本质”。然而，海德格尔恰恰指出，思首先不是越过这棵树去寻找它背后的理念，而是“有一次让它站在它所站立之处”。思想史从未真正让树如此站立。

面对理性与表象对事物的遮蔽，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极其简单却又极其 radical 的姿态：不要急着分析和定义，只是伸出手指，指向那棵树。

这一动作并不幼稚。恰恰相反，海德格尔认为，手的指示动作构成了一切语言和一切真正之思的基础。“手的诸种姿势到处贯穿于语言之中。”手不只是抓取对象的器官，它也伸展、欢迎、承载、设计、签署。

于是，海德格尔说：**思是一种手工技艺，思想者是一位工匠。**工匠不是把外在形式强行加到材料之上，而是让材料中原本潜藏的形式显现出来。木匠顺着木纹工作，雕刻者顺着石材的脉理工作。真正的技艺，不是主观任意地施加，而是回应材料中已经在场、但尚未显现的东西。

同样，思想者的工作，也不是制造概念并把它们覆盖到事物之上，而是指向那种对未经训练的眼和手仍然隐蔽的方面。思想者必须首先学会忘记那些习惯性的表象方式、概念化方式、工具性方式，才能让树真正显现。

记忆、撤退

表象的功能，是让我们能够在心中“再现”某物，也就是记住它。但海德格尔指出，当我们在表象中记起一棵树时，我们往往已经失去了眼前这棵树本身。真正从我们这里撤退的，不是某个附属性质，而恰恰是“最值得思的东西”。而最值得思的东西，正是在这种撤退中召唤我们去思。

海德格尔用潮汐作比喻：退去的潮水把浪聚回自身，而浪又倾向于潮。撤退本身不是纯粹的消失，而是一种召唤性的收摄。最值得思者把我们卷入它的撤退之中，从而让我们开始真正的思。

因此，海德格尔要求我们越过通常意义上的“回忆”，回到一种更原初的“记忆”。这种记忆并不只是对过去之物的回想，而是一种持续的、专注的停留，一种让过去、现在与未来在统一的现前中共同显现的聚集。

在这里，海德格尔诉诸 thinking 与 thanking 的词源关联。在古英语中，它们都可以追溯到 thanc，一种带有感恩意味的思。由此，感谢便不再只是礼貌行为，不只是说一句“谢谢”，而是一种更原初的心灵状态。

他提醒我们，不要把感谢理解为主体对对象的致谢，因为这种理解仍然保留着主客对立。真正的感谢，是一种聚集：它取消简单的区分，把存在者及其关联汇入一种整体。婚礼就是这样的例子。婚礼上的亲友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件之外的附属物，相反，他们本身就是那场联合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在场。

人之所以能够进入这种聚集，是因为“我们自身就是这种聚集”。人这种存在者，其本性本就通过聚集来表达：家庭的聚集、共同体的聚集、记忆的聚集、思想的聚集。正因如此，思需要记忆，而记忆本身就是对那召唤我们去思之物的聚集。

海德格尔对 thanc 的解释尤其重要：它意味着人的内心、心之核心、最深的本质；这种本质既最内在，同时又最充分地向外展开，以至于“内在世界”与“外在世界”的对立根本不会出现。在感谢中，心在思中回忆起它始终停留与归属之处。

感恩节的启示

作者进一步用美国感恩节来说明这种“感恩的思”。感恩节表面上看像是在感谢某些具体事物：食物、家人、生活、工作。但如果我们只是努力想出某个“值得感谢的对象”，那仍然不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感谢。因为真正的感谢，并不是把思指向一个可枚举的对象，而是让自身整个存在——过去、现在、未来——在一个聚集中被带到在场。

家庭之所以重要，不是因为它提供了某种情感装饰，而是因为它让我们的生命整体得以显现。当一个人真正以感恩的方式聚集起自己的整个存在时，他所思的那个思想，最终会表现为一个最简单的动作：一根手指，指向那真正值得感谢之物。

希腊“思”的断裂

为什么 thinking 与 thanking 的词源关联如此重要？因为对海德格尔来说，这个问题牵涉到西方思想史中的一次重大转折：希腊关于“思”的经验，在进入拉丁世界之后，被改写成了“逻辑”的传统。

逻辑把思理解为某物关于某物的断言，把句子的主谓结构看作思的基本形式，并通过不矛盾律来决定什么是可以说的、什么是有意义的。于是，思不再首先是对存在的接受与安放，而成为一种检验陈述是否相容的程序。

但在更原初的希腊经验中，logos 并不只是“逻辑”意义上的命题，它来自 legein，意味着摆放、摆出、置于面前。言说原本是把某物如其所是地放到面前，而不是从既定定义出发去判断主词与谓词能否匹配。

海德格尔进一步追溯到古希腊对句子与感知的理解。古希腊人并不把句子理解为主体附加谓词于对象的结构，而是理解为参与于 hypokeimenon——那使言说之所以可能的“在下支撑者”。这个词后来被翻译成拉丁文 subjectum，再演化为现代意义上的“主体”。

然而，现代主体概念与 hypokeimenon 已经发生断裂。因为在现代语境中，主体被理解为面对对象、经验对象、规定对象的内在中心。与之相对，古希腊人的思发生在 noein 之中。这个词可以译作心、心智、精神、思，但海德格尔要求我们保留这些意义的整体。Noein 意味着感知者、感知行为以及感知发生的位置本身。它不是把对象“再现”到自身之中，而是直接接受那在场者，把它放在心上，并让它如其所是地停留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一切言说最终都指向存在。每一个句子，不论显式还是隐式，都在说某物“是”。如果把 legein、logos、noein 与 hypokeimenon 聚集起来，我们就回到了 thanc——那种感恩的思。相反，罗马式的理性传统则把 logos 转化为 logic 与 ratio，由此形成一种把存在者理解为永恒本质实例的形而上学，并把存在者与其存在分离开。

在这种视野下，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就具有了关键意义。洞穴中的囚徒所见的是影子，这些影子对应于世界的显现。转身看见木偶与火光的人，类似于科学家，他开始考察显现背后的原因。而走出洞穴、最终看见太阳的人，则对应于哲学家，他不再停留在事物的显现，而上升到“存在本身”。

问题在于：这样一来，世界就被理解为一个低一级的领域，而存在则被理解为一个在别处的、更真实的层次。世界不再处于存在之中，存在也不再在现实事物的在场中显现，而只能通过对现实的撤回，在纯思中得以把握。海德格尔正是在这里与柏拉图拉开距离。

存在不是彼岸

对于海德格尔来说，存在者是在存在之中而存在的，存在就是存在者之存在；这里并不存在物理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二元分裂。我们指向那棵盛开的树时，也同时指向它的存在。存在不在别处，不在彼岸，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棵树的在场之中；更重要的是，就在此刻。

作者进一步指出，“存在者之存在”几乎就等同于“当前之物的在场”。不过，Being 与 Presence 的差异在于：Being 兼具名词与动词的意味，它不是一个僵死的概念，而带有一种进行中的、现前着的动态性。因此，存在不是某个超越世界的静态本质，而是存在者之现前。

既然存在就在当前之物的在场中，为什么这种在场却又如此容易从我们这里撤退？作者借阿伦特之手，引入了尼采与卡夫卡。

尼采让查拉图斯特拉站在一道名为“此刻”的门前：两条道路，一条通向过去的永恒，一条通向未来的永恒，它们在“现在”相遇。

卡夫卡则描写了一个同时受到过去与未来夹击的人：后方的力量把他向前推，前方的力量把他向后逼，而他梦想着在某个时刻跃出战线，成为二者斗争的裁判。

阿伦特指出，这两段文字都在描述一种不属于日常时间经验的时间定向。我们平常总是从“尚未”奔向“不再”，现在只是一道极薄的过渡。只有通过某种特殊的反思，我们才能从这种匆忙中抽离出来，建立起一个真正的“现在时刻”。而这种反思，正是海德格尔所谓的“思”。

正如钟表的指针那样，思所做的事情，就是指向“现在”。当我们站在这个现在之中时，我们暂时从日常时间经验中撤了出来；而一旦思的活动结束，我们又会被卷回过去与未来的流转之中，于是这个“现在”又从我们这里撤退。

真正的思，是把我们最内在之所是聚集起来，并把它如其所是地摆在自己面前。由此，一个人的存在定向便被确立起来：通向存在，通向当前之物的在场，通向那个真正的 Now。无限在前，无限在后，而我们站在这里，在此刻：那棵盛开的树，一个处于存在之中的存在者。

结语

在文章最后，作者指出，卡夫卡与尼采之间有一个重要差别，这个差别是位置与视角的差别。卡夫卡想让我们从战线中跃出，站到裁判的位置；尼采则让我们站在一座被永恒包围的门槛中。海德格尔恰恰是通过尼采思想中的一道裂隙，踏上了通往“思”的道路。

如果说柏拉图让哲学家离开洞穴、转向彼岸的存在，那么海德格尔则试图把“思”重新带回到这里：带回到树，带回到手，带回到指示，带回到感谢，带回到此刻。思不是建立一套定义，不是制造一个体系，也不是站到世界之外对世界做判断。思更像是一种被召唤、被卷入、被聚集的状态：我们把存在者放在心上，让它如其所是地显现，并在这种显现中，体验存在本身的在场。

参考文献与作者说明

Martin Heidegger, What is Called Thinking, translated by J. Glenn Gray, HarperPerrenial, 2004.

Gray 追随海德格尔本人的做法，保留了古希腊词语的原始字母形式；本文作者则将这些术语转写为英语发音形式，以方便不熟悉古希腊字母的读者。

Justin Richards 并不把自己描述为某种“重要人物”，只是一个辍学的研究生，从事混凝土施工工作，偶尔整理花园，但始终无法停止思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