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： 中国思想之“天人关系”

第一节：中国古典思想

当我们提及“华夏文明”，我们习惯性谈论被誉为“群经之首”的《易经》——它被孕育在华夏古老的“星象文明”之中，以“象-数”学为根基；当统摄“象-数”学的大道规律被思想渗透，也即象-数学之“理”被窥测，它便以“占卜”思想文化的方式，指导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；在“占卜”思想文化中，一边向现实生活渗透，一边又逐渐地被现实生活反噬，“占卜”便挟裹着《易经》思想文化一同蛰伏，形成我们思想文化传统自身的稳定性积淀 ，并最终蜕变为我们如今熟悉的《周易》。

我们可以说《易经》思想文化是经由了中国古老的“星象文明”孕育，以遵循我们一般意义的象-数学之“理”为基础，以“占卜”的方式发展流传，最终“蛰伏”并且沉淀在我们熟悉的《周易》思想-文化之中，也即我们对古典思想传统“象-数-理-占”的说法：

象，即我们所谓的“星象文明”。不管是中国传承至今的“三垣二十八星宿”思想，还是深刻浓缩《易经》思想文化的“河图-洛书”，又或者广泛流行于现实生活的“星座”侃谈，都与星象思想文化本身有着直接的联系与表达。

一方面，我们从人类现实生活的视角来看，星象也更加亲昵于人类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在任何一个晴朗的日子，只要抬头，便可以看见满天星辰。不管是原始的人类生活状态，还是当下人们的生活境况。那种来自星空，与每一个生命呈现其深邃又绚烂的美丽星象，一直平等地催动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好奇与精神享受。

中国人喜欢月亮，如诗歌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所寄托的美好祝愿与思念；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！”释放的意境旷达与凝聚的人情温暖等等。月亮是有温度的，也是有灵性的：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！”。人们喜欢月亮，就像喜欢看她在夜空中，如同卓越仙子的动人步态。那些萦绕她，每一个不动的闪耀星点，仿佛她每一次流连忘返的亭台楼阁。她夜宿一处，往复循环，于是便有了中国的“二十八星宿”；并且随着人们不断地凝视夜空，除了耀眼的月亮，那些漫天星辰仿佛都围绕着某个中心在不断地周转。尽管我们不容易发现那颗隐藏在天球中，并不那么耀眼的紫微星，但是那仿佛大帝御驾四方的北斗七星座驾，却暴露了神秘天球的“中心地带”——它们依照恒星的线性排列，大致分为三个区域：以紫薇垣为中心，展开两翼为“太微垣”和“天市垣”，我们俗称星空中的“三垣”地带。于是在中国星象文明之中，“三垣-二十八星宿 ”思想文化，便深刻地烙印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血液之中。

如果说“三垣-二十八星宿”思想文化，更多是凝视的星空，那么深刻的传承，则往往需要凝聚人类自身的思想文化。人们将“三垣-二十八星宿”依照星空的“天球”特点，划分为“东南西北”四方。依据星象组合，将其与中国思想文化丰韵的原始图腾文化相结合，形成了我们“四象文化”。也即“东方主龙-西方主虎-南方朱雀-北方玄武”——四方各七宿，共二十八宿，更加深刻又生动地丰富了“星象”文化。

除此之外，河图-洛书更是中国早期先祖，透过对星空的凝视，回复到人类自身思考表达的重要传承：远古先贤借用“星象图案”，将河图洛书结合神奇的“祥瑞出世”方式，体现他们的神圣与伟大，并且因此而形成了我们特殊的思想结晶与文化流传。也正因如此，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承，深刻地与星象文明相关联。

数——说到“数”，我们会习惯性地想到数字“1-2-3-4-5-6-7-8-9”，还有“0”，这些是我们现在已经相当熟悉的“自然数”，也是我们时常提及到的“阿拉伯数字”。也正是基于这些简单的自然数，西方思想文化发展了一套系统的“数学大厦”。当他们企图用一套“数字符号”，更进一步地构建一座，更加广泛应用于生活的“数理逻辑”大厦时。他们在对“0”的定义处，形成了一次由逻辑悖论引发“数学危机”。在很大意义上，西方的数学思想，更像是一套“符号逻辑”的文化。携带着这种“符号逻辑文化”的思想，他们却某种意义的奠基了西方当代科学思想的基础。在这一点上，中国思想文化，对“数”的理解，既有相似的符号文化，又有着巨大差异的自身理解。

中国思想文化中对“数”的理解，最远并且依旧传承至今的依据，即是蕴含在“河图-洛书”之中的：

针对河图洛书的五行思想解读之中，我们流传着一套口诀：

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；

地二生火，天七成之；

天三生木，地八成之；

地四生金，天九成之；

天五生土，地十成之。

——戴九履一，左三右七，二四为肩，六八为足，以五居中。

其中，这些对河图洛书的口诀诠释，本身除了解释那种想附加在其上的“阴阳-五行思想”，同时更加重要的是，它释放出了中国思想中“数”字的“生成与平衡”关系。也既，中国思想文化中对“数字”的理解，他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符号逻辑关系，而是深刻的蕴含着数字本身的“生成与平衡”的实体性关系。所以中国思想中的“数”，倾向的是具有“实在性”的本源性数字表达。他不是西方那种，为了凸显理性的逻辑地位，而奠基在“符号”本体论思想之上的“符号逻辑”。

由于中国思想中的“数”，是具有“生成与平衡”关系的。其中的“平衡”关系以“五”的独特性来展现的，代表着“四方与中央”之间的相互制衡结构——它诠释的是“当前世界稳定而总是趋向和谐的世界样貌的原因”。正如“河图”的结构性表达；而“生成”关系，既每一个数子本身除了符号含义的表达，还同时具有属于自身的特殊思想文化含义——它诠释的是世界最为本源的由来，也既我们熟悉的世界，从其本源到当前状态的变化过程。这会让我们很容易想起《易经》思想中的“八卦”核心。尤其是先天八卦诠释的“乾-坤”到“坎-离”，再到“艮-巽；兑-泽”，从而释放出来的“太极-阴阳-四象-八卦”的先天脉络，同时也对应着数字的“生成”表达。

所以，我们也可以说，河图洛书的本质上就是在解释“我们的世界是怎么来的？”、“为什么世界是它现在的这个样子？”！然后我们发现，数字正是伴随着世界的形成而“生成”的，所以河图-洛书本质上也是诠释的“数字”的由来。中国的数字的本源性由来与实体事物之间是一种同体性关联：事物本身的衍生与数子的衍生是一同进行的，也既“象-数”之间是一个共同体。

理——不管是起源于直观的星象文明，还是凝聚着人类思想结晶的“河图-洛书”。本质上都是人类透过对现实世界的凝视，并且将这种凝视所形成的思考表达出来，企图传承下来的过程。而事实上，所有思想文明最终表达与传承的是凝聚在思想文明背后的“大道至理”的传承。这种蕴含在思想文明之中的“道理”，才是人类逐渐可以掌控并且运用它的根本所在。而这些凝聚在中国远古思想文明之中的“道理”，也既“太极-阴阳-五行”理论。

太极理论，更多的是我们对人类所在世界，最为“本源性”状态的思考描述。面向我们广阔无垠，散发着神奇多样，又趋向和谐的世界状态。我们自然会对这个所谓世界的最原初状态，进行猜测与遐想。结合着现实世界种种的运动变化现象与疑惑。我们困惑于天空与大地的由来，困惑于世间万物的生成与消失，逐渐的形成了一些因果链条。他们凝聚成我们对世界本源性的思考：它是既定的？还是生成的？又或者两者混沌不清的？面向有限且界限分明的现实世界，我们习惯性的推测“本源”所具有的“超越界限”的遐想。鸿蒙与混沌，总是我们按照现实世界，习惯性反向描述世界最为本源的样子。现实世界事物所展现的“两面性”，在世界本源状态下统一为一个最为本源的“整体”，也既我们中国人极度熟悉的“太极图”理论。

阴-阳理论，既是从简单的日照现象所来，也是从世间万物所共同呈现的一体两面，既对立又相互关联的思想描述。它代表着“天-地”，它代表着一切阳刚与阴柔、光明与黑暗等等。在中国古典思想中，阴阳理论总是与太极思想合为一的。因此，阴阳也是太极图的“两极”，彼此区分，又相互统一。

五行理论，尽管阴阳理论也是从现实生活中凝练而出的，它是面向世间万物共同展现的思想。但是具体到事物本身，则更多的是习惯性用“五行”思想理论表达。五行思想既能够具体到“个体事物”属性之上，又能延展到世间万物的共同属性之上。所以，中国古典思想中，既有具体的“金-木-水-火-土”事物，也有一切事物本身所蕴含的“金-木-水-火-土”独特属性表达。

综上所述，当我们结合“太极-阴阳-五行”理论来看中国古典思想文化，会发现，它自行的构建了一整套中国思想文化的“世界观”。它描摹世界的本源，它归纳“世间万物”的共同属性，它也阐述“个体事物”的独特属性。也为后来形成我们熟悉的经典文本《周易》奠定了基础。

《周易》的形成虽然是个谜，但是它鲜明的整合了古典思想的脉络，从而形成它别具一格的结构：它分为“易经”和“易传”，以及对他们，诸如后来孔子的“象辞”等十篇经典解读，俗称“十翼”。但事实上，“易经”是描述的世界本源与万物之间的关联与运动及其现象的。如果再详细的区分“世界本源”与“万物”之间的形成与过渡，则可以从《周易》核心思想——“八卦”结构上，区分为“先天与后天”结构。也既，八卦对应着“世界本源性的样子”，与“世界本源到现在样子的演变”的描述；“易传”则是 基于“易经”思想上的“人事”关联与现象的描绘。于是整个《周易》实质上就构建了我们熟悉的“天-地-人”三才之间的联系与表达。

占，既“占卜”文化。不管一种思想文化如何发展，最终它都需要面向现实的生活世界，并且对生活世界具有一定程度的指导意义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，中国古典思想面向现实生活发展与传播的方式，既为我们如今反倒有些陌生的“占卜”。

它曾经覆盖过国家兴衰更替的预言，个人吉凶福祸的预测。大到战争，小至个人，家庭、婚姻，恋爱无所不包。占卜文化的本质是透过事物运动变化规律，来预测事物对人类生活的影响，从而达到“指导生活”的目的。但是当占卜变为了一种“巫卜”，指导变成了“决定”人事，乃至决定人命运的时候。这种思想文化便开始异化为求仙问卜，禁锢人类思想文化的反噬。

也正因如此，中国古典思想文化，既承接了华夏文明的“上两千五百年”，同时也开启了华夏文明的“下两千五百年”，由此而孕育了中国传统的“儒-道”思想文化。

第二节：中国传统思想

就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而言，我们无法避开“儒家思想”和“道家思想”两座大山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承接着华夏文明《周易》思想-文化而来。他们洗涤了被占卜文化“异化”的“天-地-人”三才思想，构建了新型的“天人关系”——儒家“立人”；道家“立天”。所以，中国思想的脉络核心，其实一直就是围绕着“天人关系”而发展变化的。

《周易》经典从“世界”本身最为朴素的“天-地”属性，通过其运动变化规律，展现着世间万物，包括人自身在内的“天-地-人”三才思想，逐渐被占卜文化异化为统摄“人”自身，主宰一切，具有特殊权力的“虚妄的天”。也就是“占卜文化”从指导生活实践，逐渐异化为“决定论”、“宿命论”倾向的思想禁锢。中国思想便正式进入到“儒-道”传统思想的发展之中。

“儒-道”传统思想打破了古典思想的“天人关系”，构建了新的天人思想——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“立人”：我们通常所谓的“儒家思想”的形成与发展，它是“被孕育”在《周易》思想文化之中，以《论语》经典为标志诞生（《论语》是孔子学徒整理的，集中体现孔子生平思想，由语录汇编而成的“语录集”，被奉为“儒家思想”的开端），经历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洗礼（由孔子学徒曾子和后代子思所著，主要是在孔子思想发展过程中，矫正并完善“被曲解的孔子思想”的著作），在《孟子》思想中定型（《孟子》所反映的孟子思想素来被认为是“儒家思想”的正统传承，也因此孟子具有“亚圣”称谓）。

儒家从孔子本人开始，打破传统那种由外部“天”主导并构建“人自身存在与价值的方式”，开始向人自身追求着“人之为人”的存在属性，也既“人性”。它开启了儒家思想关于“人性善-恶”的心性理论，用来支撑儒家思想传统意义的“人”；当儒家思想在孟子那里基本完成了定型，经由了“先秦诸子”人性善恶的拓展。儒家思想最终因战乱纷飞的现实生活处境，导致了“人性-恶性”的反复爆发，因此而沦陷其中 。

经历了反复而漫长的历史轮转，当儒家思想不得不向着曾经披着“外在意义的天”，寻求“人性的合理化支撑”时。他们首先需要直面儒家思想向来失衡的“天论”——宋明理学期间的儒学大家，都在尝试吸收并且建立一套新的“天论”，最终导致宋明理学既掺杂了解释“天地万物本源与属性”的道家思想味道。又渗透了同样面向人内心深处探索——明心见性——的佛家心-性理论，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性质的“新儒家思想”。

道家思想核心在于“立天”：其实质就是让作为被占卜文化异化的“天”，消除“虚妄”，让那些凝聚在天自身的神性与神秘性不至于成为部分人，借以“玩弄权力”的幌子。但是“立天”是困难的，因为消除那些所谓的被权力愚弄的“神圣性”，需要将“天”自身的属性说明，将其来源与运动变化规律澄清，这正是道家以老子《道德经》为代表的思想开创——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廖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地母。”这是从“道”的本源处澄清“道自身”与“天地”之间仿佛“母子之间的孕育关系”。也就是说“天地原本是由道孕育而来。”这与《易经》“太极生两仪”思想暗合——虽然这样听起来，“道”依旧有种神秘而玄幻的味道，但是它提到了“有物混成”，也既“道的本质”也是一种物质，又或者是一种“物质的特殊状态”，这已经某种意义的将“道与实实在在的物质相关联起来了。尤其是当它提到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——直接将道的演变与万物之间的生成演绎了出来。这就直接阐明了“道”与天地之间，与世间万物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联，逐步的褪去了我们一般意义的“天”自身的神秘性。

尤其是当涉及到“道的运行与变化规律”，《道德经》中直接阐明了“道法自然”，将我们一般意义的“天”，与“自然本身”对接。换句话说，在老子开创的“道家”思想中，我们一般意义的“天”，其实就是“自然本身”，而所谓的道，并非虚幻，是蕴含在自然本身的运动变化之中的显现。

在老子道家思想的开创后，作为道家后续的著名人物庄子，也随即开拓出了自身的“齐物论”，有一种“万言齐于物，万物齐于道”的觉悟。它既阐述了“语言描述与事物之间的关系”，同时也阐述了“世间万物与道之间的关系”。但很有趣的是，我们习惯性的“以物观之”，容易拘泥于物自身与万物之间的困顿。而庄子的“以道观之”，则又是另外一种豁然开朗的境界，既庄子的“逍遥境”，正如他撰写的《逍遥游》一样。

尽管老子或是庄子的思想本意是将“道”拉向自然本身，拉向现实生活世界。但是后来的学者总在某种意义的，凝视着道家思想的“道”本身，以至于道家思想不断地在道自身沦陷。这源自于“道与有之间有一层‘无’的阻隔”，正如《道德经》之中“无，名万物之始；有，名万物之母。这种“有生于无，有无相生”的辩证思想中，蕴含着道家思想对“无”的重视。所以有了《道德经》的“致虚极，守静笃”，其实质上也就是领悟“虚-无”的奥义。这也致使道家思想也曾一度的沦陷在“玄学”的困境之中。

儒-道传统思想，虽然本根同源，但相互之间，既互相推进，又相互制约。直到佛教思想的本土传播，面临着相似的处境，它们之间同样是相互制约，又相互渗透与发展，并最终形成儒释道合流的宋明理学格局。

中国传统思想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，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儒家或者道家思想，也似乎不可能再摆脱佛家思想的影响。每一个著名的儒学大家，往往都是几度出入三大家思想的修习。诸如我们熟悉的张载，自儒家思想入，又出入“佛-老”思想，然后终回归儒家立场。于是我们很容易发现，尽管宋明理学阶段思想具有“儒释道”思想汇流。但在很大程度上，从最终状态来看，他们更像是儒家先贤，以“儒家”思想为本，以“佛-老”为练，然后形成“儒化佛或儒化道”，并最终促成了“儒释道”合流格局。也正因如此，宋明理学的儒释道汇流过程，也是伴随着儒家思想传统新一轮的发展推进。

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，存在着两条发展路线，对应着他们的“心学”与“理学”的对峙：“心学”源自陆九渊，其实质上是对“先秦儒家思想”的继承与发展，他们尤其是强调“孔-孟”思想的儒家正统路线（他们也称之为“儒家道统”）。他们强调着“人性之于本心”，反求诸己，归于本心的认知与修养方式；至于“理学”，在北宋五子的思想积淀之下，尤其是经由了张载的“气论”，到二程的“理”论奠基。汇集到朱子的“理气一体”，“无极而太极”，构建了坚实的“理学”根基。进而形成以陆九渊为代表的“心学”，与以朱子为代表的“理学”之间著名的“鹅湖之争”，也既“心-理”之争。

“理学”方向，他们普遍趋向，面向“天理”确立“人性”自身合理性的路径，也既将先秦儒家思想的“人”推向了“天”，然后再回归“人”。所以他们的认知与修养方式总是先讲“天理”，然后再指向“民胞物与”、“与天地万物一体”，“豁然贯通”式的“天人合一”思想境界；而“心学”方向，更多的则是讲求“本心”与认知追求所需遵循的“理”之间的同一性，也既他们表达的具有一定本体性味道的“心即理”，既是认知前提，也是本心的明悟。

宋明理学的“心-理之争”，到最终王阳明的“心理合体”，也既他的“心即理”龙场大悟，便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，同时也是最高峰。与此同时，儒家思想，佛教思想和道家思想文化都得到了繁盛而空前的发展，也同时形成了以宋明理学为载体的儒释道思想合流。

伴随着“宋明理学”的推进，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形成与发展，在王阳明的“心理合体”思想中，达到宋明理学的顶峰。经历了王阳明思想的发展与广泛传播，截止于近代“新文化运动”到来之前，儒家的后来者——明-清儒学家，更多的是研究“儒家思想”的学者。尽管这其中也不乏著名的大学者：有提出“一本而万殊”学术史观的黄宗羲；有对宋明理学从“天人关系”衍生而出的“天理与人欲”主题进行全面总结与评论的大学者王夫子；也有针对“天理与人欲”主题提出“气血方知”颇具新意的戴震等等。但始终无法逆转“儒家思想”的颓靡之势。以至于，进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“新文化运动”口号，直接以“打倒孔家店”标志着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思想，即将陷入传统思想发展的“寒冬”。也既“中国传统思想”即将迎来“中国近现代思想”的发展阶段。

第三节：中国近现代思想与现状

中国的近代史可以有很多分法，但大致分为两个大阶段，一个是从1840年的“鸦片战争”开始，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阶段；一个是从1912年民国的建立——其中“中国共产党”于1921年7月23日，正式成立——到共产党1949年10月1日的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，也既“新中国”的建立。继新中国的建立后，中国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推行着“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”的伟大进程。

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阶段，在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的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，旧中国不断地被欺侮与沦陷，并且开始自我拯救：从农民为代表发起的“太平天国运动”，到官僚操办的“洋务运动”，以及知识分子发起的“戊戌变法”，最终全部凝聚在了以孙中山为代表发起的“辛亥革命”之中。辛亥革命的成功，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，并因此而创立了“中华民国”，尽管它很快就被军阀大盗袁世凯“窃取”。

中国近代史的第二大阶段，则远比第一阶段更加复杂。如果说第一阶段的主题是旧中国的“压迫与反抗”，那么第二阶段则是“探明前行的方向”！也正因如此，“新思想”的启蒙显得尤为重要。标志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开端的“新文化运动”，充满着无尽的活力——它是激昂的，也是激进的，他像是一只觉醒的，充满着无穷生命力的雄狮。它企图摧毁一切旧的封建，构建一套全新的秩序。伴随着中国近代史国情的沦陷，尤其是一大批海外留洋归来的学者，积极参与并推动着新文化运动。

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局面格外复杂。有一向固守自身的传统派，又有传统派改良派的——诸如，冯友兰针对宋明理学传统，提出的“新理学”思想；熊十力基于佛家唯识宗思想，提出的“新唯识论”等等都颇具影响。还有一大批身怀传统爱国情怀，出国深造归来的留洋派——他们之间，有希望将西方先进科学与思想引进中国，企图改变中国当时不堪局面的，也有寄希望于“中西结合”的 ，更有全盘西化的激进派等等。

新文化运动，更像是一场黎明前，国人在黑暗中奋力摸索与尝试的过程。不管是守旧的顽固派，还是激进的先锋派，又或者是占据主要阵营的中西结合派别，他们都在努力的寻找新时代的光。而这一束时代之光，却来自于先锋派代表李大钊引进的“马克思主义”思想。并在共产党的带领下，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实现了毛主席的星星之火燎原。

从马克思主义的引入，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的进程。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，以共产党领导人民，创建并且迅速发展新中国的历程。也正因如此，中国思想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，与中国现实处境结合的独特思想发展状态。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，形成了我们当前所谓的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”。

因此，我们会发现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”，是我们一般意义的“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”进程的特定思想形态。而事实上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化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同时也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漫长发展与变化的过程，更是其释放新时代的生命力的过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