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章：中-西方思想传统特征浅析

第一节：中国思想文化传统浅析

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古典思想文化一脉相承。中国传统思想，宋明理学阶段之所以能够形成儒释道合流，一方面在于，儒家思想自孔子学生汇编《论语》以来，对“天”是保持沉默式的敬畏，因此有“子不语怪力乱神！”。尽管到了后来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极力的阐释与修补，正如《中庸》开篇即“天命之谓性”——他们开始透过“天命”对接“人性”的合理性，既开启了“人命天授”思想的同时。“人性的确立”本身，也是及早地凸显出了“人的主体性”思想。但是儒家思想对“天论”的沉默式敬畏，往往又极度的脆弱，尤其是来自先秦诸子百家“人性观”的绽放与混乱。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向“天”寻求人性自身的支撑。不管是张载的“天地之性”，还是朱熹的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实质上都是借用“天理来支撑人性！”。

原本作为中国传统思想引进的“佛家思想”，却在宋明理学阶段神奇地融入了“中国传统思想”。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佛教思想自身，在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播与发展，同时也契合了儒家思想的“心-性”认知思想。尤其是禅宗的“明心见性”，已经很具有中国传统思想的味道。但事实上，佛家思想的“心-性”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“心-性”理论是有着本质的区别：佛家思想中的“性”往往不是指我们一般意义的属于个体规定的“本性”。而是一种明悟了佛教“中道观”，也即“空观”之后，显现出来的心灵的智慧之境，正如佛家思想中的“缘起性空”。即一般意义的“自性”，往往在缘起缘落的大千世界之中，是空性的，既无自性。只有越过了他们所谓的“空”，才能真正意义的抵达佛家的“智慧之境”。

不管是道家思想中的“无”之论，还是佛家思想中的“空”论，都有一个共同点便是。他们在面向认知意义的人自身时，他们是选择性地放弃了“自身”而以“超越”之姿，设立了“人之外的人自身构建”——在人自身与构建之中，必然存在着一道“界限”需要跨越。所以道家思想中，当心灵需要面向“道”本身时，它首先需要面见本源性的“无”——为道者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，无为而无不为；佛家思想中，“见性”实则需要悟“空”，方能抵达智慧之境。这就致使不管是道家思想，还是佛教思想，其实都是针对少数能够跨越道家的“无”、佛“空”的圣贤。又因为他们是对人自身之外的构建，致使他们需要摒弃人自身与其相关联的现实处境，所以道家思想对人自身的现实生活的关照颇轻；佛家思想对“现世”的关照，寄希望于“来世”的因果循环。而这一点也正应对着儒家思想对“人自身”，也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照之处。尤其是儒家思想传统的“反求诸己”，正是面向人自身寻求“本心”。它本身就是现实生活处境下，人自身所具有的心灵状态。所以宋明理学之所以能够儒释道合流，其实质就是儒家思想自身的特质所致。

所以，儒家思想文化，既关照现实生活，又超越现实生活，在这种现实与超越之间，向来氤氲着一种面向“心灵生活”的人文渴求。它在面向心灵自身的过程中，揭示了关联于人心灵的“本性、良知”等传统的心灵内核；而对于心灵生活追求的目标本身，总是在指向着一种来自“心灵深处灵魂的完满与安稳状态”。通俗来讲就是我们时常提及到的“幸福”状态——所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下的人们，极度的重视那些能够带来我们“灵魂完满与安稳”的事物，比如说“爱情、家庭与事业，以及国家情怀”等诸多氤氲在情感中的生活构建。 但是心灵生活的反面，恰恰是“灵魂的残缺与不安稳”，这也导致了“心灵的无家可归”，亦或者幸福的对立面——心灵的痛苦状态。这一切的矛盾点又在于“生活本身的现实性”。

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意义的“心灵生活”导向，本身似乎也蕴含着一种“理想性准则”——依据对现实生活残缺意义的完满性构建，并以此为准则，这里面也蕴含着“中国式理想主义”的根源。因此中国思想的传统有一个典型的特征，便是“从心灵看向生活”。而“心灵的理想性准则”，总是在某种意义上“超越现实生活”，又引导着现实生活的方向。在不抛开“生活的现实性”前提上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意义的“心灵生活”，实质上是逃避不开“心灵恐惧”的状态。尽管这种心灵的恐惧，可能会因为心灵理想的超越性，主导着生活的现实性而处于遮掩状态。但是一旦生活的现实性触碰到了心灵自身，这种来自心灵的恐惧，不仅会自动显现，还会反噬心灵。从而让心灵陷入极度脆弱的状态之中，同时也会让缠绕心灵自身的恐惧倍增。

第二节：西方思想文化传统浅析

西方思想文化的传统，它们惯性倡导着一种面向“世界”观意义下的“人的存在”状态。他们所强调的“世界”，从一种原始的宗教“世界”，孕育了具有理性萌芽意义的“朴素自然的世界观”，并统统汇聚到希腊三杰的思想之中。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注脚之中。尽管它又在宗教思想的崛起中，熬过了漫长的“中世纪”，并在秉持着文艺复兴以来的“理性精神”照亮下，来到了一直延续到当代科学思想下的“客观世界”。不管是他们的宗教思想，还是后来奠基在理性精神之上的科学思想，无疑都深刻的关联于他们的“哲学思想”——这个曾经氤氲着整个西方思想萌芽的母体，虽然在后来的科学思想发展中，越发的难以找到自身的地位，却曾经孕育着所有的思想萌芽。

而谈及西方哲学思想，除了他们时常冠以的“爱智慧”说法，其实质却起源于他们早已广为流传的“三个疑问：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要到哪里去？”。因为有人说西方所有的哲学思想都是在某种意义上回答，而且必须得回答这三个问题，最终导致了西方后来为人传颂的“哲学”发展。其实质上就是回答“将人置身于世界之中的‘人与世界’的关系”问题，这也是西方哲学必须得回答的问题”。

在西方的“哲学”思想，或者他们冠以“爱智慧”的催动下，西方开启了轴心时代。他们既爆发了早期的古希腊思想，又诞生了所谓的希腊三杰。虽然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宗教反扑，却迎来了改变整个后来西方思想发展的文艺复兴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难产，却正式诞生了“科学”思想——在科学思想理性之光的照耀下，“世界”被重新照亮了一番。但是他们没有改变的是，他们始终是“从世界看向人”。这里有一个事实的大前提：认知的开端是“人看向世界”——当这种意义的认知返回到人自身时，就会产生一个矛盾现象：人变成了世界的凝望者！当我们再次返回到他们所谓的“哲学”时，又或者返回到那三个问题时——我们会发现，西方传统思想的智慧，其实起源于“心灵的恐惧”！

我们总是习惯性的看向后来，却没有审慎的对待他们的开始：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要到哪里去？这三个对自我发起的问题，表达着鲜明的“自我觉醒”，却催生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大爆发。但是它同时不也在表述“我迷茫于自己！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往哪里！”这一系列关于“心灵迷茫与恐惧”的疑问么？所有的认知本身，就是在努力探索问题的“回答”，其实质不正是在某种意义的消除，由疑问隐藏的“心灵恐惧”么？我们惯性的将心灵的恐惧蒙蔽在“认知的慰藉之中”。而事实上，认知并不能消除恐惧，还会反噬心灵，蚕食人的存在价值。不然尼采也不会发出那样痛苦的呐喊：重估一切人的价值！

正是因为西方传统思想一直都是在极力推崇“世界”而忽视了“人”，从而不断地沦陷在“人与世界”的关系之中，衍生为哲学上诸多问题与矛盾：心与物、意识与物质、思维与存在、主观与客观，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等等极端对立，最终沦陷的永远是“人”的存在及其价值！世界认知意义下的人，似乎永远都是某种程度“异化的人”！

第三节：心灵的“认知关照”传统

现实的生活世界，伴随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方面的交融与渗透，西方主导的科学思想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，既融合也冲突着东西方思想与文化的传统。在这种冲突的东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之中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思想矛盾。但是，这些矛盾始终还是萦绕在“人文”与“科学”之间，那怕西方传统也尝试了给“人文穿上科学的外衣”，这之间的裂缝本质上已不单单是科学的问题了。但这种现象却严重的冲击着“中国文化传统”，同时也伴随着“中国式人文”的沦陷，这种沦陷几乎从东西方一触碰就开始了。

从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“打倒孔家店”呐喊，到近现代中国传统思想的转向尝试。不管是标榜着“新理学”的传统派，还是极度推崇西方“民主与科学”口号的先锋派。以及在西方思想文化冲突浪潮下，走“中西结合”的辩证方向，往往也都只能说是在努力尝试。而中国传统思想的危机，本质上也是中国思想“人文”的危机。传统思想的沦陷，本质上也是中国式人文思想的沦陷。

而西方思想传统，在经历了本体论转向-认识论转向-语言转向，然后又进入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反思理性到理性暴乱状态。本质上，正是自然科学思想引导的科学思想，全面渗透人文领域，最终形成了“唯理性”，或是“唯科学”思想反噬人文，从而形成了科学思想下的“人文危机”。

我们会发现，在全球思想传统的交流与冲突中，东西方思想传统下的“人文”都在遭遇危机并且逐步沦陷。这种沦陷隐射出两层含义：中国式人文传统自身已经在沦陷，它拥有悠久而浑厚的历史性，但是它也有着属于自身的问题；沦陷的西方式传统人文，不仅反映着西方自身思想传统的问题，同样也对中国式人文产生了负面影响。总而言之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“人文”都在沦陷。

综上所述：不管中国奠基在“天人关系”基础上的“以心灵面向生活”的思想文化传统——其实质上就是以“人面向生活世界”的认知方式发展；还是西方奠基在“人与世界”前提上，惯性以“世界看向人”的认知模式推进，我们的“人文”都逃不过沦陷的处境。这也深刻的关联于我们被捆绑于惯性思维里面的“作为认知意义的心灵”！